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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學術文章

    2015年研究會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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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分析視閾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反思與修正

    發布日期:2017-07-19 發表者:原創文章 瀏覽次數:25400次
     

    利益分析視閾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反思與修正

      * (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法學系,陜西西安 710055

    摘要:傳統的環評中存在眾多繁雜利益糾葛的困擾,由此衍生了唯經濟論唯環境論兩種理念范式。從利益分析理看,二唯論是極端化利益衡量的產物必須予以摒棄,取而代之的是應先按性質將環境利益區分為基本環境利益和一般環境利益,對前者則采用利益衡平思路并通過環評相關制度的設計來保障;對后者則采用利益衡量思路并注重衡量方法和衡平手段的靈活選用;并考慮經濟利益在不同地域中的權重值變化。

    關鍵詞:利益分析理論  環評制度  反思  修正

    一、問題的提出

    2015330,環保部發布第78號文件《關于金沙江烏東德水電站環境影響報告書的批復》并明確指出:不得在向家壩水電站壩址至三峽水利樞紐庫尾長江干流河段和支流岷江、赤水河河段等自然保護區范圍內,再規劃和建設小南海水電站等涉水工程。相反的是,重慶市政府在年初發布的《關于重慶市201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及2015年計劃草案的報告》中提到:“2015年重慶將啟動小南海及其配套工程。事實上,這并不是環保部(原國家環??偩郑┡c重慶市政府就小南海水電站項目建設問題的首次交鋒,早在十年前他們已就該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重慶方面認為,小南海水電站建設項目符合《長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環保部無權阻攔;而環保部則認為,小南海水電工程會縮短長江上游珍稀、特有魚類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距離,影響白鱘、銅魚、胭脂魚和達氏鱘等瀕危魚類的產卵和孵化,故應叫停小南海。另外,還有一些環保NGO組織成員、科研院所專家等也參與到了小南海的爭論之中。一場中國式的小魚大壩案開始上演。

    在激烈爭論背后卻存在的是多種利益的糾葛,重慶市政府主要是從小南海帶來的地方經濟利益增長方面來考慮的;三峽集團在巨大的企業經濟利益驅動下,對外不斷地宣稱小南海的社會公益性,而對其他敏感問題始終保持沉默;環保NGO組織成員和科研院所專家死盯瀕危魚類的活動。通過科學分析調查可為各自的主張尋求佐證;水利規劃部門只是在考慮自己的設計費;環保部門出于自身職責的要求則對小南海隔空喊話叫停。那么,為了結束這些復雜的利益糾葛,環保部最終借烏東德水電站環評環境影響評價(以下簡稱環評)審批之機,運用不尋常的側擊方式叫停了頗具爭議的小南海項目。而就在環保部作出此決定的前月,中央巡視組剛剛結束了對環保部的巡視工作,在巡視意見中將箭頭直接指向飽受褒揚的環評,于是小南海事件中的環評問題隨之也成為了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引發的思考是,環保部在烏東德水電站環評審批中對小南海水電站的側擊是否正當?該環評結論是在何種理念范式指導之下作出的?在類似小南海的環評中,所爭論的核心利益為何?此時的環評工作是要一味地維護經濟利益,還是要一味地追求環境利益呢?面臨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發生糾葛時,環評又該作出何種抉擇,才能最大程度上地實現利益的整合協調,更好地發揮其環境風險預防功效呢?針對上述問題,本文運用利益法學中的利益分析理論工具,來反思現有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并作出理性展望,也為當下環評制度改革提供借鑒。

    二、環評中核心利益之爭: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

    利益解構[1]是利益法學中開展利益分析的必要前提,具有工具理性[2]的性質,也只有先經過利益解構,才能具體分析出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利益癥結。環評結論是在對經濟利益和環境利益衡量取舍后做出的,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是環評中亙古不變的爭論焦點;規劃環評或建設項目環評中所爭論的核心利益都是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的博弈。

    (一)環評中的唯經濟論

    唯經濟論是經濟利益優先論的另一種表達,普遍存在于經濟轉型背景下我國絕大部分地區的環評工作中,西部經濟落后地區則表現得更為明顯。該地區因交通、技術、人才等各方面實力欠佳,在招商引資中則多處于劣勢地位,政府不斷地通過實行稅收優惠、財政補貼、加快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等多項優惠政策來招商引資,以拉動地方經濟增長,解決剩余勞動力就業問題。地方政府通過不懈努力招商引資來的重點支持項目,若是高環境敏感性、高經濟回報型項目,僅會因為環評未通過而停建嗎?當然是不會的,此時環評只能在蒙受各種壓力的氛圍中牽強作出,盡管受評項目可能存在潛在的環境污染風險,但只要這種風險在可控范圍之內且未有顯現,經濟利益則總會占據優勢競爭地位。然而,當代環境問題的凸顯和環境時刻[3]的來臨多少會使得環評中的唯經濟論有所收斂,環境立法的嚴格性趨于增強,它也不允許環評中的唯經濟論有任何溫床生長。于是,環評中的唯經濟論開始走向了另一種極端。

    (二)環評中的唯環境論

    唯環境論是在對唯經濟論批判的基礎之上形成的,是環境時刻下環評工作必然會選擇的另一種范式指導思維,其主張以環境利益至上為原則來開展環評工作,為了環境保護來開展環境保護工作,這樣極大程度上對環境利益的維護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這種唯環境論真的能夠徹底地解決日益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嗎?唯環境論在任何地區是否都能夠得到切實地落實呢?當然不是,任何人都不愿呼吸著新鮮的空氣、飲用著清潔的河水而過著貧瘠的生活,也都不愿意過著富裕的生活而呼吸著有毒的空氣、飲用著污染的河水。而人類追求的是呼吸著新鮮的空氣、飲用著清潔的河水過著有尊嚴的富裕生活。那么,不管環評中的唯經濟論,還是環評中的唯環境論,都無法在環評中實現這一目的。

    (三)二唯論中利益衡量結果極端化的分析

    傳統利益法學中的利益衡量是籠統地對利益相關主體間沖突的利益而展開的衡量,在選出需要優先保護的一方利益后卻不再過多地關注其他落選的利益。而在環境法相關領域中的利益衡量,尤其是在具體環評中對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的衡量,可否繼續沿用傳統利益法學中的利益衡量思路,我們可從美國政治哲學家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關于正義的理論闡釋中尋求答案,來試圖回答二唯論為何是一種極端化利益衡量結果的問題。

    羅爾斯認為,正義有形式正義和實質正義之分,形式正義只需要遵循同等的人同等對待、同等情形同等適用的規則即可。那么,實質正義應如何實現?羅爾斯先假定出無知之幕下的自私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信仰、興趣、能力、經歷和社會地位等,只知道自己處于資源中度匱乏[4]的社會中,而有限的資源和產品必須通過某種原則來分配。據此,羅爾斯提出了兩大正義原則指導分配:第一原則是每個人都有享有和其他所有人的同樣自由相容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權利。第二原則是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將以下列各項原則安排,或是他們對每個人都是有利的;或是它們與職位相連,而職位對所有的人開放。[5]羅爾斯把第一原則稱為最大的均等自由原則,將第二原則稱為差異原則,其具體包括最少獲惠者最大利益原則機會均等原則兩部分內容。同時,在對正義原則的排序中又指出,第一原則優先于第二原則,第二原則中后者優于前者。在此基礎上,羅爾斯指出對于最基本的自由(如基本的政治權利自由、言論出版和其他表達自由、信仰和宗教自由、人身自由和私人財產自由等)必須采取完全平等的原則分配。而對于其他的社會合作剩余若還遵照完全平等的原則分配,不利于社會生產積極性的提高,有損社會的公平正義,必須采取按比例的平等分配原則來實現,這種比例則通過貢獻、能力或需求等因素來決定。任何權利背后都體現的是某種利益,權利是利益的載體,權利的分配是對某種利益的分配,利益的衡量是對某種權利的衡量。權利的分配有著界限的區分,即基本自由按完全平等原則分配和社會經濟權利按照最少獲惠者最大利益機會均等兩原則分配。傳統利益法學理論中的利益衡量是否能夠針對任何利益都能籠統地展開衡量嗎?當然不是,利益也應該有基本利益和一般利益之分,基本利益包括生命利益、身體利益、健康利益等,這些利益是不能被用來和其他利益進行衡量的。我們可以洞穴奇案為例說明這個問題,五位探險者各自都享有著生命利益,在物資極度匱乏而無法繼續維持生命體征之時,采用任何方式對五位探險者的生命利益進行衡量都是不合理的,每位探險者的生命利益都應受到完全平等的法律保護,都沒有理由淪落為他人生命利益的替罪羊。而一般利益是相對于基本利益而言的一種可以被用來衡量的利益,主要是指一些非基本的社會經濟文化利益,比如財產利益、精神文化利益等,是可以被用來進行利益衡量的,但前提是若對這些利益進行合理限制必須建立在充分補償的基礎之上。[6]例如,某地在空氣污染防治工作會議中提出,要對轄區內所有機動車輛實行限號出行,來減少汽車尾氣排放對空氣造成的污染,這種以犧牲公民財產自由利益來換取清潔空氣的手段是否合適?從理論上講,只有在空氣極重污染日之時,才能采取限號的手段限制部分機動車出行,但前提是這些被限號車主受損的利益必須得到充分有效的補償,比如政府在限號日可給被限號車輛提供免費的停車位,或被限號車主在限號當日可免費乘坐市內公共交通工具等,否則單一地實施限號令不僅不能有效緩解空氣嚴重污染的現狀,反而會激化社會的矛盾,最終嚴重空氣污染問題也未能得到有效解決。

    環評中的二唯論均存在極端地利益衡量,其只是籠統地對具體環評中的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展開簡單的衡量,但并未對這兩種正利益自身作出任何區分對待,也未對落選的正利益有過多的關注。換言說,只是千篇一律地對具體環評中的經濟利益和環境利益進行衡量,而對這兩種利益中哪部分利益可以衡量比較,哪部分利益不可以并未作出回答,同時也未采取任何方式對落選的正利益進行補償。就環境利益而言,應該區分為基本環境利益和一般環境利益兩個層面?;经h境利益不僅包括涉及公眾身體健康,甚至是關乎生命安全的環境利益,也包括涉及自然物種生存發展的環境利益,是不可用來和任何其他利益作衡量比較的;而一般環境利益則多是一些享受型環境利益,比如在景觀權上承載的環境利益,是可以被用來與其他利益進行衡量比較的,但同樣若對其進行合理限制的話,必須建立在對相關環境利益受損主體合理補償的基礎之上。就經濟利益而言,它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地區中的衡量權重值也是不盡相同的,坐在北京的人不能隨意地作出貴州山區中的某建設項目應該立即停建的結論。因此,在環評中單一地堅持唯經濟論唯環境論是對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極端化地衡量,這樣只會造成畸形利益的滋生,最終會破壞正常的法治秩序。

    三、利益分析理論對環評制度修正的啟示

    (一)傳統利益法學中的利益衡量

    利益法學是在批判概念法學的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最早可以追溯到耶林的目的法學。在德國,以赫克為代表的學者把它推向了成熟,并建立了利益法學理論;后來的法哲學與公法學家阿列克希又運用了數理思維,通過科學計量的方法回答了價值評判和利益衡量的客觀性問題。[7]在美國,以龐德為代表的一些法學家創建了社會學法學派,他們將利益分為社會利益、公家利益和個人利益三類,而對這些利益的衡量則需要求助于經驗、倚重于理性和援引公認、傳統的權威性觀念。在日本,受本土法學理論與美國現實主義法學的影響,20世紀60年代利益衡量論由學者加藤一郎和星野英一提出后,在民法理論界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影響著民法解釋理論的發展和民事審判實務的開展。[8]2090年代我國民法學者梁慧星教授將日本的利益衡量論[9]引入我國以來,因其注重社會實效的獨特思考方法而備受學界青睞。隨后,浙大的梁上上教授又通過解構出具體案例中的利益層次,用讀圖表、判斷對錯的方法對當事人的具體利益、群體利益、制度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展開具體衡量,[10]試圖來克服利益衡量中易導致的法官恣意問題。我們從傳統利益法學中利益衡量理論的發展來看,利益衡量則主要被運用于民法的理論與實務當中,其是在對利益相關主體間沖突的利益籠統地展開衡量之后而選擇一方利益進行優先保護,不會再過多地顧及到其他落選的利益。但在環境法領域中若面臨環境利益與其他多項正利益需要衡量選擇時,是否可直接按照傳統的利益衡量論來籠統地展開利益衡量?是否可優先選擇保護一方利益而不顧及其他落選的正利益?這也可能是回答二唯論為何是一種極端化利益衡量結果問題的關鍵所在。

    (二)利益分析理論對環評制度的修正

    唯經濟論唯環境論長期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國的環評實踐中,利益分析理論的出現是對經濟利益與環境利益重新衡量的方法,為重新厘清這兩種核心利益間的復雜關系提供了獨特的研究視角,在利益分析理論的指導下,我們應重新審視環評制度。

    1、摒棄固有的二唯論理念

    唯經濟論唯環境論是建立在極端地利益衡量之上而形成的一種固有理念范式,是對經濟利益和環境利益之間關系的一種扭曲。其實,經濟利益和環境利益之間并非絕對的矛盾關系,二者均屬于正當利益的范疇,而它們之間只是會涉及到一些利益的衡量選擇問題。因此,在環評制度中絕對地灌輸環境保護優先經濟發展優先等理念是完全錯誤的,這是一種排斥利益衡量的絕對化選擇,盡管在特殊時期內,從立法的政策意義上而言是非常必要的,但會使得環境法治和真正意義上的法治越走越遠。而環境法治下的環評制度改革必須摒棄傳統的二唯論,更應將利益分析理論中的利益衡量利益衡平思想吸納其中。因任何主體無權限制或剝奪基本環境利益,故對于基本環境利益而言是不能直接用來和經濟利益進行衡量比較的,只能單一地適用利益衡平的思路。而對于一般環境利益和經濟利益而言,應采用利益衡量+利益衡平的雙軌思路,衡量結果的作出必須建立在對因衡量而受損的合法利益有效補償的基礎之上,以促使各方利益均能達到理想的衡平狀態。

    2、實現對基本環境利益的制度保障

    基本環境利益不僅牽涉到公眾身體健康,甚至關乎著生命安全,也涉及到自然物種的基本生存發展,不能隨意地被任何主體進行限制或剝奪,只能不斷地對其進行衡平。而如何將這種思路能夠有效地滲透到環評工作中去,這就需要回到制度保障的落腳點上。而制度保障通常又是由法律規范來確立實現的,法律規范是社會中各種利益沖突的表現,是人們對各種沖突的利益進行評價后制定出來的,實際上是利益的安排和平衡。[11]法律規范的制定過程其實也是一種對各種利益進行衡量的過程,最終將利益位階通過法律條文的形式表達出來,也會成為利益衡量活動的標尺。因此,實現對基本環境利益的制度保障必須在法律規范中得以體現。目前適用的2002年版《環境影響評價法》中并未明確指出對基本環境利益的立法保護,總體上采用的是程序為主,實體相輔[12]的立法思路,試圖通過完善的環評程序來降低規劃或建設項目的環境風險,但環評機構或評審機構在面臨具體環評中的核心利益爭論時,在對經濟利益和環境利益選擇性保護問題上顯得束手無策,這也就擴大了自由裁量權的空間,為權力腐敗滋生提供了土壤。

    由是建議首先在立法目的中要明確保障公眾健康及生命安全[13]保護物種的多樣性,任何環評決策的作出都不能危及到公眾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也不能破壞自然物種的生存發展。其次,要賦予公民實體性權利來保障基本環境利益。[14]這種實體性權利并非僅指學理中熱議的環境權[15],而是要采取一種外圍權利保護方式實現基本環境利益的平等保護,要真正賦予每位公民在環評中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結社權、監督權、司法救濟權等基本社會權利,使公民與環評之間形成良性的互動關系。再次,在環評程序設計中也應注意對基本環境利益進行平等保護。比如,對于可能造成基本環境利益受到影響的規劃或建設項目,不僅要求讓非紅頂中介的環評機構開展規劃或建設項目的環評工作,同時審批機關是否能做到客觀公正的評審也是應該關注的問題,是否能采取跨區評審的方式,來杜絕地方經濟保護主義的干擾,這也應是環評制度改革的重要思路。最后,應要求規劃編制機關在報批規劃草案或建設單位在報批環境影響報告書時,必須附帶性地提交生態恢復或補償方案,保障基本環境利益處在衡平的狀態。

    3、構建多元衡量方法衡平環境利益和經濟利益

    一般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之間可以進行衡量比較,而這種衡量比較方法應該設計為寬口徑的,應該在批判傳統利益法學中利益衡量方法的基礎之上,結合一般環境利益和經濟利益的自身特點,構建出多元化的利益衡量方法。具體利益衡量思路如下:第一,要以環評相關的利益秩序規范為基石。不同利益間的沖突是法律規范的產生根源,法律規范是沖突的人類利益合成和融合的產物。立法者通過利益主體的利益表達,羅列出利益清單,經過一番利益衡量[16]之后,在該清單中判斷出要優先保護的利益,再用法律語言把利益的層次結構及位階確認在法律規范中,最終形成了利益的秩序規范。那么,對于一般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而言,要在《環境保護法》、《城鄉規劃法》、《環境影響評價法》等相關法律規范中尋找出這種利益的規范秩序。但又因法律規范不能窮盡所有的利益秩序因而存在天然的漏洞,這就要求結合下列方法繼續進行利益衡量。第二,要以經濟效率分析法為利器。經濟效率分析法是指運用富有經濟效率分析的思維進行利益衡量,假設出多種解決方案后,對每種解決方案產生的經濟激勵效果進行衡量較比,最終選擇出能夠使整體利益得到最佳優化整合的方案。1970年美國經典環保案件布默訴大西洋水泥公司案Boomer v. Atlantic Cement co.)中,法官就是運用了這種經濟效率分析的思路,做出了最具有經濟激勵效果的判決。第三,應將對環境的恢復能力作為重要參考,這種恢復能力也可通過能否對因衡量而受損的一般環境利益進行有效的補償來判斷。另外,盡管一般環境利益可與經濟利益展開衡量較比,但衡量之后必須注重對各方利益的再次衡平,而這種利益衡平則主要通過利益補償的方式來實現。若利益衡量后一般環境利益受損,則應采取興建公共設施、辦理醫療保險、提供就業機會和減免稅費或電費、垃圾費等措施來彌補;若利益衡量后經濟利益受損,國家應出面結合地方實際,擬定新的經濟發展規劃再次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等,也可傾斜性地加大財政扶持力度,為當地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等。最終實現利益衡量后的再次衡平目標。

    四、利益衡量中環評制度對二唯論的突破

    通過上文分析得知在具體的環評中應徹底摒棄傳統的唯經濟論唯環境論,從利益分析理論中尋找新的工具,來正確處理好環評中的核心利益之爭。即要根據環評中核心利益的自身特點,結合利益法學中利益分析理論的研究范式對傳統環評中的二唯論實現新的理論突破。

    (一)將環境利益區分為基本環境利益和一般環境利益

    從性質上應將環境利益區分為基本環境利益和一般環境利益兩部分。對于涉及公眾身體健康或生命安全的基本環境利益和涉及自然物種生存發展的基本環境利益,是堅決不能被用來和經濟利益等其他相關利益作比較衡量的,任何社會主體都沒有理由去剝奪或限制基本環境利益,而對基本環境利益而言只能單獨適用利益衡平的思路,在環評中只要發現了有損基本環境利益的行為存在,必須嚴格要求其提出有效的整改措施來彌補受損的基本環境利益,這些整改措施可以是先進污染處理技術的采用,也可以是生態移民等,否則,任何以犧牲基本環境利益為代價來換取經濟利益的做法都是有損法治秩序的,是應該被依法嚴令禁止的。而對于一般環境利益而言,因其不會涉及到公眾基本的身體健康、生命安全和自然物種的生存發展等重大問題,因此是可以被用來和經濟利益等其他相關利益進行衡量比較的,但前提是必須適用利益衡量+利益衡平的雙軌思路模式,使得受損的一般環境利益在被剝奪或限制之后能夠得到有效的彌補。這樣,也就糾正了傳統環評中二唯論的錯誤觀點認識,為環評作用的有效發揮提供新的理論武器。

    (二)利益衡量方法的運用

    區分的環境利益分別與經濟利益發生沖突時,應采取不同的利益衡量思路。若是基本環境利益和經濟利益發生沖突,則應優先保護基本環境利益;若是一般環境利益和經濟利益發生沖突,則應選擇適當的利益衡量方法對其展開衡量比較,并對受損的合法利益進行有效的補償救濟,最終使各方利益達到衡平的最佳狀態。利益衡量方法的選取上,必須明確的是已有的科學數值計量法、圖表對錯統計法[17]等傳統利益衡量方法或多或少地存在著一些自身不能克服的理論缺陷,故不能完全適用到具體環評中對經濟利益和一般環境利益的衡量中去,又因環評所面臨的客觀情況復雜多變[18],也根本不可能實現各種利益量化標準的統一化,這就要求在保障基本環境利益不受侵害的前提下,設計寬口徑的利益衡量方法,實現以環境程序正義推動環境實體正義的目標。

    (三)關注地域中的經濟利益的權重變化

    在一般環境利益與經濟利益展開衡量比較時,應關注不同地域中經濟利益的權重變化。盡管一般環境利益可以用來和經濟利益進行衡量比較,但并不是極端地說任何情形下一般環境利益都得讓步于經濟利益,對經濟利益也得要有全新的認識。因不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較大差異,對經濟利益的需求也是不盡相同的,生活在北京的人對于要通過發展重工業拉動地區經濟發展的需求遠比生活在貴州山區的人對于這樣的需求要低很多,北京有能力將首鋼從石景山搬遷到曹妃甸,并因能迅速實現地方產業向高技術、低耗能、污染少方向轉型,使得該舉措對該地區經濟發展和民眾生活水平并不會造成太大影響,相反而言,貴州山區的某個重工業項目若要完全停建,不僅會導致地方經濟大幅波動,也會對當地民眾的生活水平帶來極大影響,引起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增多。因此,對經濟利益的評價也不能一概而論,而要根據地方GDP總值、人口數量、產業布局、就業狀況等多項統計因素來客觀綜合地評價經濟利益,再展開與一般環境利益的衡量較比,但始終要銘記選擇保護任何經濟利益的前提是不能損害他人的基本環境利益,否則是背離法治的基本要求,有損社會公平正義的。

    The Rethinking and Correction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ests Analysis Theory

    Jiao Yan,  Liu Li  (SchoolofLaw, Xi,an University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ShaanxiXi,an 710055)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led to two kinds of inherent ideas that "economy first" and "environment first".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s analysis theory, two kinds of inherent ideas are the product of extreme interests measure should be quit, instead the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should be divided into the basic environmental interests and the general environment interests on the basis of the nature of the environment interests, the former is supposed to adopt "interests balance" and design the concret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to protect it; the latter ought to adopt "interests measure+interests balance" and take the flexible methods to solve it; besides, we must consider the value weight changes of the economic interests in different areas.  

    Key words: the interests analysis theory;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rethinking; correction



    *作者簡介:焦琰(1990­),男,陜西咸陽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研究生。 劉莉(1974­),女,陜西西安人,西安建筑科技大學,教授,博士,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方向:環境法和建筑房地產法。

    [1] 利益解構是開展利益分析的前提條件,具體案件中的利益構造是復雜的,需要對其內部進行解構,而最好的解構工具就是類型化。

    [2]工具理性源于馬克斯·韋伯的合理性概念,是一種目的——手段理性,為達到某種實踐目的所運用的具有工具效應的中介手段。

    [3] 根據臺灣學者葉俊榮教授的觀點,即在當代環境危機的時代背景下,環境法的產生和生存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環境問題的社會凸顯及其環境時刻來臨。

    [4] 在極為豐瞻仰的條件下,任何需求都可得到充分的滿足,不會產生公平分配的爭議;而在極度匱乏的情況下,即使以暴力來搶奪食物,也不會被視為犯罪的行為,正義在這些情況下完全無用。社會的通常情形是處于所有這些極端之間的一種中間狀態,這種中間狀態是正義的客觀條件,也被稱為是一種資源中度匱乏的社會狀態。參見杜健勛:《環境利益分配法理研究》,中國環境出版社2013年版,第41頁。

    [5] 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92頁。

    [6] 四川大學法學院周偉教授在他的《憲法基本權利:原理·規范·應用》專著中,將人的基本權利分為五大類,即公民權、政治權、社會權、經濟權和文化權。而本文所指稱的基本利益多是由公民權和政治權承載的,一般利益則主要集中于社會權、經濟權和文化權中。但需要說明的是,這也不是絕對化的劃分,有些公民權上承載的利益在特定情況下是可以被用來衡量的,比如在民法緊急避險理論中,財產權上承載的財產利益在緊急情況發生時經過一番利益衡量后可作出適當限制,但前提是必須給予充分的補償。另外,社會權、經濟權和文化權中也承載著一些基本利益是不能用來衡量的,比如我們后文將要著重分析的環境權上承載的基本環境利益也是不能被用來衡量的。

    [7] 陳林林:《裁判的進路與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82頁。

    [8] 梁上上:《利益衡量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9] 在日本民法學者加藤一郎先生所著的《民法的論理與利益衡量》一書中選用了姘居妻的案例(與在我國四川瀘州發生的二奶案有異曲同工之處)來論證自己的觀點,他認為:無論是正式的妻,或是姘居的妻,作為實質的利益狀況并無不同,姘居的妻對于丈夫的死有同樣的悲哀、痛苦,難道不應與正式的妻同樣對待嗎?并認為:認可兩妻的請求將使賠償額過高,于加害人不利。因此,最好在慰問金的計算上作適當調整,由兩方分享,結果使姘居妻的慰問金請求也得到認可。這也是一種利益的衡量。顯然,我們可以看到,加藤先生的這種利益衡量理論留下的恣意空間較大,不具有實際可操作性,這也是后來利益法學追捧者需要進一步研究的理論突破點。

    [10] 梁上上:《利益衡量論》,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頁。

    [11] 何勤華:《西方法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5頁。

    [12] 2002年的《環境影響評價法》對環評程序做了大篇幅規定,而很少涉及環評中相關主體的實體性權利義務,故稱其為是一種程序為主,實體相輔的立法思路。

    [13] 這樣規定也能與新修的《環境保護法》在立法目的上保持一致,以實現環境保護法律體系的系統協調,發揮好環境保護基本法的統領作用。新《環境保護法》第1條明確指出:為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眾健康,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制定本法。

    [14] 也有學者提出給自然物種賦予權利的觀點,但與其賦予自然物種權利,還不如改為更具有可操作性的人類保護物種多樣性的義務,這也集中體現了弱人類中心主義的基本觀點。

    [15]環境權一直是環境法學界熱議的話題,以武漢大學法學院蔡守秋教授為代表的一大批環境法研究學者主張將環境權入憲,而有的學者比如清華大學法學院王明遠教授則認為公民的環境權更多的應體現在程序法、程序性權利上,實體性環境權只能作為一種政府公法性義務的客觀反射。但就目前而言,憲法并未對環境權問題作出任何的回應,環境權現仍然處在學理的熱論之中。

    [16] 這里的利益衡量主要是指立法階段中的利益衡量,而非司法階段中的利益衡量。立法階段中的利益衡量具體指立法者通過對相關利益主體的利益進行衡量之后,將所確立的利益層次結構和利益位階用法律條文的形式表達出來的一種過程。

    [17]科學數值計量法是德國法哲學家、公法學家阿列克西運用數理思維,試圖通過給不同的利益賦予相應的權重值,來回答價值評判和利益衡量的客觀性問題。圖表對錯統計法是我國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梁上上教授提出的在具體案件審理中,通過采用在圖表中打對錯號方式來評判對當事人具體利益、群體利益、制度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所造成的影響,來推斷出合理的利益衡量結果。

    [18] 金瑞林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曾講述到,對環境法領域的任何行為研究不能和其他部門法一樣僅孤立地對行為作出判斷,而必須遵循六大規律即物物相關、相生相克、能流物復、協調穩定、時空有宜負載定額??梢?,對環境法領域的客觀行為研究較之其他部門法則更為復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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